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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

更新时间:2022-05-14 11:09:52点击:

二月逆流真相:把“叛徒”套索甩向周恩来 真相:把“叛徒”套索甩向周恩来

周恩来毕竟太非同寻常了。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凭他与毛泽东历史形成的关系及毛泽东本人对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来,绝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人妖颠倒的年月中,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叛徒”、“特务”,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异己,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他们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一批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首当其冲。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血风腥雨的革命战争年代。

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作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

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

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

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了领导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据康生的指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叶剑英文革崛起 一场“二月逆流”靠边站

毛泽东与叶剑英(右一)

叶剑英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文革前并不受重用,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叶剑英的政治命运发生逆转。但1968年的“二月逆流”也使叶剑英“靠边站”了一段时间。由于档案尚未完全解密,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单世联参照现有公开发表的论著,讲述了叶剑英的这段经历。

1966年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1973年成为中共副主席;1976年10月,叶剑英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中共中央惟一的副主席,声望达到顶峰。

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剑英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于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年庐山会议后,叶剑英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

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毛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将领,一再声明不能冲击军事机关,并对一些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

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叶剑英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还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又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二月逆流”事件

1967年2月前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和军队领导人,在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及稍前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就是当时被林彪、“四人帮”诬称的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

16日晚上,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记录,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上午向毛泽东作了歪曲的汇报。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28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个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无限上纲,并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

此后,江青一伙违反毛泽东这件事只限制在中央内部小范围进行批判的指示,公然煽动群众在全国掀起一股所谓“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的恶风,凡参与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均受到批斗和迫害。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林彪把二月抗争说成是“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认为“二月逆流”是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威本禹的,并初步为“二月逆流”平反。1979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

谭不

二月逆流

1967年2月11日“怀仁堂碰头会”被定性为“二月逆流” 文史公曰:谭震林同志反对文革,说了震惊天下的“三不该”。谭震林拿文件,穿衣服便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震林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1967年2月11日至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在这次会议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与会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针锋相对的面对面斗争。这场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

这次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

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李先念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2月17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由于江青等人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

从2月26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加罪于他们。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恶浪,更大规模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

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所谓“二月逆流”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重大事件 所谓“二月逆流”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3月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责难。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1971年11月,毛泽东给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